民企获良好金融支持需打破制度性障碍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非常重要的支撑力量。但是，融资渠道不充分、金融服务体制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在日前举行的一次民营经济讨论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表示，政府要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优惠的政策支持。而民营企业更迫切地期盼获得良好的金融支持。

　　民企面临的金融环境存在较明显地区差异

　　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金融环境一直都不是很好。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谈到，他们的课题组从2004年6月开始，在广东、浙江、湖北、四川、吉林这全国东南西北中五个省进行调研，调研中他们发现，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大的金融环境不容乐观，并且，各个地区在相应的地方发展政策上也表现出了很大的不一致。

　　刘迎秋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在阐述制度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认为，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制度效率是最高的；而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往往较高。他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这样的正相关，浙江和广东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因为它们在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了创新，较好地解决了资金瓶颈约束问题。而湖北、四川和吉林民营企业发展之所以落后于这两个省，同样是因为他们在制度创新发面做得不如这两个省。

　　广东民营企业大多数与“三来一补型”和“三资企业”密切相关，而这些企业的生产资金主要来自境外资本市场。因此，他们受国内金融市场约束较小，而且，在生产方面主要依靠订单来组织生产，资金占用周期不长，资金压力不大。

　　浙江民营企业在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上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两个完全不同的金融市场，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在转换机制和为民营企业服务方面，已经走在了其他省的前面，与此同时，浙江的民间金融业较为发达，已经成了支持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相形之下，湖北、四川这样的中西部省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比较突出。究其具体原因，一是因为这些地区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信贷总规模还很有限，在总量上就受到了限制，远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这些地区国有企业比较集中，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关系上的所有制倾向比较严重，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三是这些地区的民间金融也不像浙江那样已经成气候，在解决民营企业资金短缺问题上，还难有所作为。因此，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往往会受到信贷供给不足的制约。

　　求资金谋发展民企转向国外投行

　　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受到种种局限，而民营企业的发展由离不开资金的运转，除了寄望于政府的制度创新，企业也在积极地寻找适当的融资渠道，不少民营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国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提供项目融资的国际金融公司成为众多民营企业的首选。

　　日前，济南山水集团与国际金融公司又签订了一项贷款协议，这已是他们之间的第二次合作，济南市副市长杨佩钦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合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作为政府部门他们大力支持，并力求促成，这样也有助于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为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创造条件。

　　可是，这样的融资之路也并非所有的民营企业也走得很顺畅。“最初的谈判十分艰难”，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在国际金融公司的一次论坛上提及，“主要是因为我们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与国际并没有接轨，这为我们的谈判带来了难度。”

　　的确，我们的民营企业自身的素质也存在问题，除了规模小、资本金少、负债率高、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和抗风险能力较弱外，其产权制度的不明晰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缺失都构成了融资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谈到，我国大多民营企业是以家族经营、合伙经营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表面上是股份或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是家族企业或私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在发展过程中出于各种利害关系考虑，许多民营企业往往采取挂靠集体、投资入股等方式，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程度地在固定资产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上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无法将产权进行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支持。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一方面，大多数民营企业难以向银行提供经过审计合格的财务报表，即便提供，银行在很多情况下还会怀疑会计事务所意见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和银行之间没有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得银行难以长期分析掌握企业贷款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信息，从而使得民营企业不能进行“关系型融资”。

　　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障碍需打破

　　何德旭指出，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和突出问题，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障碍是根本原因。

　　就间接融资而言，我国银行业的所有制特征与高度垄断性，在事实上造成了因金融服务效率低下、金融工具单一、信用监督和评估体系缺乏的间接融资渠道本身的不顺畅。加之，在所有制上缺少与民营企业相匹配的民营和私人银行，在经营规模上又缺乏与民营企业相适应的数量足够的中小银行，我国民营企业从间接融资渠道就很难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

　　就直接融资渠道而言，我国尚未建立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多层次、不同风险度的股票交易市场；至于发行债券，发行上市门槛不但高而且层次不够，民营中小企业也难以利用债券融资方式融资，尽管我国民间投资的潜力巨大，但社会投资需求与民间投资供给的长期错位造成了民间投资领域的极度狭窄。

　　而从金融产品创新的角度，何德旭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试行贷款资产证券化，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宽松的金融环境。其做法大致是，商业银行将贷给中小企业的信贷资产集中起来，进行结构性重组与包装，然后重新分割为证券销售给市场的投资者，并以有关中小企业贷款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来支付证券投资者的收益。针对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我国可以选择沿海经济发展地区进行贷款资产证券化试点，摸索经验。

　　此外，还可以发展针对民营企业的票据业务和贴现业务，鼓励银行对民营企业发行的商业票据提供承兑担保，从增加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刘迎秋也谈到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障碍问题。他们中心课题组对浙江等五省民营企业调查所做的报告认为，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金融属于国家垄断行业，金融机构主要以国有为主，一般都有扶持国有企业发展，或者说是优先为国有企业提供服务的制度特征。二是民营企业大都创建于县以下城乡结合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而农村大都是金融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都较低的地区，不仅国有金融机构少，而且承担农村主要金融服务功能的信用社自身也存在体制缺陷以及债务拖累等问题，他们不可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

　　作为政府部门的专管民营经济的官员，杨佩钦跟记者诉说了他们的困惑，虽然在制定政策时也多加考虑，政策门槛一视同仁，担保基金重点向民营企业倾斜，政府专项基金基本也是平等发放，这些政策都对民营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金融环境有所改善。可是，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大都分布在县以下区域，而且在空间布局上比较分散，这为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带来了一定难度。

　　然而，刘迎秋和他们的课题组认为，分散布局不是贷款难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现有金融体制本身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情结。民营企业在国家新增GDP、新增就业和新增税收等方面，已经占有重要比重，因此，对它们的金融支持要突破所有制范畴的界线，要针对民营企业自身的生产和经营特点，建立适合它们发展的金融体系和满足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

　　他们建议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措施来改善金融环境。第一，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利率浮动的基础上，按照市场机制要求，安排资金投向，摒弃国有商业银行的唯成分服务倾向，设立专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窗口和机制。第二，普遍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提供系统性担保。第三，建立社区性中小型银行，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直接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