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疲于应付生活压力 透支半生财富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 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私营业主 沈放

“这就是我奋斗7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年来，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猛涨到26万元。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7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转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训，每做一个新项目，总是战战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如，在资金上扶一把，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本文中的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市场漫步：不该褪色的光环

看起来很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现实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打了折扣

近来，“中产”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亚洲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17亿人，超过人口总数的60%。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亚行报告，中产阶层是指日均消费2美元—20美元的人群。然而，且不说日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太低；就是日均消费20美元，这样的“中产”，也未必有足够底气。

按一般共识，“中产”应该有车有房。由于高房价面前贷款难以避免，一旦买房，多数“中产”都变得很脆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抬高了“中产”门槛，将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定为10007.96元。即便如此，“中产”生活也不轻松。假设一户“中产”家庭买房后每年还房贷5万元，汽车消费支出2万元，水电、通讯等消费1万元，其他生活费2万元，如此下来，手里的闲钱也不过两三万元。一旦子女教育、医疗、就业、失业保障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中产”生活都会瞬间破灭。

实际上，外表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的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不断上涨的房价及各种生活费用、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对现实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快乐打了折扣。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领还是一个令年轻人向往的职业，意味着出入于都市的高档写字楼、格子工作间，是份体面、众人称羡的工作。而现在，白领的自豪感已经消失，曾经的光环悄然褪色，中青年白领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身心疲累。

从发达国家看，“中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中间阶层的壮大，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过重负担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中产”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有研究发现，由于遭遇很大压力，这些年，已有大约5%的“中产”掉进了社会收入的“底层”，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任务更加艰巨。这种“反向流动”值得高度关注。

尴尬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保护网的缺陷。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劳动获得财富，而现实中，由于资本所得挤占了劳动所得，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人群难以向“中产”流动，“中产”人群要维护其生活水准也很难。一套住房消灭一个“中产”，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这需要我们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加大住房、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搭建牢靠的社保网，减轻“中产”压力，增强生活底气。同时，创造更多条件，扫清制度障碍，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梯子”，让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有稳固的来源和保障。北岸

延伸阅读：什么是中产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middle class。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

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韩国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都可算是中产。美国将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中产，这一阶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80%左右，其中包括不少“蓝领”。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认为，我国中产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

根据这份报告，目前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所占比例已超过40%，约540万人，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在这其中，约有30%处于中上层，有70%处于中下层，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