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里的外婆

去年春天，忽然雨特别多，淅沥沥地滴落着，就有莫名的伤感。早晨的窗前，竟传来布谷鸟的啼叫，声声切切，揪心入耳！
　　走进书房，立在母亲像前，那是妈妈与我在校园门口的最后一张合影，她的头发因为有仆仆的风尘而显得有些零乱，但脸上却是洋溢着看到女儿欣慰的笑。生命里有太多的悔与憾，母亲离开我已整整八年，小儿顿顿今年刚满七岁，他自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没有外婆，也没有奶奶，幼年及长，禁不住常常指着照片上的人问我：“她真的是你的妈妈吗？”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冬天，我将越洋远行。母亲知道我这一走是万水千山，特来与我小住。告别的早晨，她突然说：“让妈抱一下你吧？”我不肯，都三十岁了，怪难为情的，母亲就悻悻地与我挥别，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
　　母亲早年在乡下长大，我的外婆无子，就用了心力供这个聪慧的女儿读书，结果母亲成为方圆几百里唯一走进大学的女孩子。母亲婚后连生了两个女儿，待我成家，就很盼给她生个男儿。偏偏我生性不羁，嫁了三载，还在逍遥游荡。母亲就急了，约了父亲，暑期里前往普陀山，竟真的求了一个送子观音带给我。看着妈妈被烈日晒红的脸，我笑她：“急什么，到时候保证给你送回来一个小孙子看看！”然而，我又怎么会想到，当这个孩子真的来到人世的时候，她老人家却永远都看不到了。
　　1999年的春天，我与先生带着我们两岁的儿子返乡。那是小顿顿第一次踏上他血脉相连的祖国。我多么想指给他看妈妈儿时长大的校园，给他看西北风情的街道，还有那护城河畔巍然肃穆的古城墙。然而，孩子最关注的却是那矗立在郊外墓园里的亲人的石碑。那日，在奶奶的墓前，小小的孩子跪在红砖的地上，看爸爸点燃一张张土黄色的草纸，顿顿平生最怕火，但这次我们告诉他那是“钱”，只有烧了，才能化作烟，送给天上的奶奶花。我的母亲则埋在稍远的山坡上，因为墓园新，大理石的碑做得很有些像旧时代的太师椅，小儿就干脆坐在外婆的骨灰上，看我们烧各色各样的纸。没有人敢说第一句话，我知道墓里的妈在等我，她已经等了这么多年，现在，她祈盼的孙儿终于来到了她的面前，此刻就坐在她的怀中。这次，轮到我将脸贴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叫一声“妈！”我已经泪如雨下。
　　父亲就站在我的身旁，那墓碑上清晰地刻着他的名字与母亲平行并列，生者与死者相望，阴阳本来没界。爸爸早年生在有钱人家，一路飘零辗转，风沙蚀骨，就是不能改他一身积习的少爷作风。从我记事起，再贫困拮据的日子，父亲都要在他的盘中剩下一口饭；再忙的时刻，他都要用半个钟头的时间来慢慢地洗热水脸。他学不会家务，斗胆买一回肉竟是谁也咬不动的肚囊子，挺身帮妈妈裁一次衣服却是把下面的床单剪烂。于是，我们形容爸爸是夏天拿一个苍蝇拍在屋里散步，冬天拿一根捅炉火的铁条指挥门窗。看妈妈每日太辛苦，我和妹妹气不过，就常常向爸爸“开火”，妈妈却说：“我已经很满足了，看你们这么聪明，可都是你爸的功劳。”
　　都说“家是避风的港湾”，在我的记忆里，“家”根本就是母亲用生命铺洒的战场。那年月，除了沉重的买粮、买煤，寻觅在菜场的母亲要努力发现便宜的鸡蛋以便抱回家赶紧用盐水泡上。家中缺油，我和妹妹想吃油条，母亲就买来农民的羊油，夜里炼炸叫我们关起门趁热吃。看到邻里的孩子有蛋糕，母亲就提了鸡蛋、糖、面粉和油，找到很远的地方请人家亲自为我们现做。夏日里西瓜、番茄多了，她又开始在屋檐上晒西瓜酱、番茄酱。秋天来临，她寻觅着好苹果、好酒，留到腊月及过年。春节逼近，母亲到处托人给我们找猪头肉。她还会做香肠，一节一节地挂在后凉台上俨然是一道馋人的风景。我自小喜辣，少小离家，母亲总会特别腌一盆上等的辣椒等我回来。直到母亲辞世，她写给我最后一封信，还不忘告知：“新上市的辣椒一元一斤”。
　　我念大学时，每逢过节，同学们最盼我妈来，因为肯定有粽子或是月饼吃。很多年过去，我只要一想起母亲当年为了给我包粽子，还专门请了老师来家里教她，夜里练习到手腕酸痛，胸口就颤然心碎。母亲那年突然仙逝，吊唁的队伍据说排成长龙，他们中有多少是吃过母亲包的粽子，小孩子的身上有多少是母亲做的花衣！
　　1988年的冬天，我终于要结婚，欢喜的母亲竟一口气缝制了八床棉被拉到我的宿舍来，花花绿绿地摞得好高。我发愁说永远也盖不完了，妈妈却说：“盖不了？当褥子铺！”我小时候爱穿花里胡哨的衣服，长大了还常常缠着母亲买布做新衣，老妈真被我整得好苦，按我的比划连夜开工，一直熬到黎明。可是我这含辛茹苦的母亲，竟一辈子没有穿过女儿为她买的衣衫。
　　看到母亲活得那般辛苦，让我面对女人的生命都感觉噤若寒蝉。其实，母亲的身体早有前兆，只是她总关心着别人，把自己看成是燃烧不尽的蜡烛。闰年的那个夏夜，累极的母亲忽然撒手而去，我告慰父亲吞下生者的眼泪：“就让妈好好歇歇吧！”
　　喜欢跟小儿讲“外婆”的故事，痛骨疼心的我渐渐开悟：生命的链条原是如此地交递，我将把欠母亲的还给自己的孩子。
（文/陈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