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破茧：从追随市场到创造市场

    浙商角色升级

    从追逐市场到创造市场   

    浙商仿佛就是追逐市场“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早已成为广为人知的一句“商谚”；仅在西部省份，就有近300万浙商在实践着“你发展，我发财”的商业信仰。浙商以其精明善贾和务实低调而赢得了21世纪“赚神”和“浙商不倒”的称谓。

    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美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

    浙商是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之一：

    历年的《福布斯》和胡润推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浙江籍富豪人数均居第一；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序，浙江更是遥遥领先，近年上榜数稳定在一百七八十家，一省独占1/3强。

    不过，现在也许应该给予浙商新的定位，即“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这句话倒过来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

    “资源小省”

    成为“内资输出第一省”

    浙商在自身富裕发展的同时，还给浙江经济带来了奇迹：

    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但现在却成了中国最大的“内资”(主要是民间资金)输出省份，而浙商在省外全国各地投资创业的人数达390万，也是全国第一。有人说，应该在“鱼米之乡、文物之邦”之外，浙江应该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浙江GDP总量已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广东，居于首位。

    浙江对全国的税收贡献也是举足轻重。2005年浙江省国税收入达到了1662.84亿元，同比增长18.22%，占中央级税收的近十分之一。“十五”期间浙江省累计国税收入5780.29亿元，年均增长21.01%。在出口退税方面，2005年浙江的出口退税额为577亿，仅次于广东排在全国第二位。

    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浙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共生共荣，小企业和规模经济的统一，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互动，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集群等，这些现象不是浙商的首创，就是浙商做得最好。

    活跃的浙商使得浙江经济正在成为辐射全国的“浙江人经济”。资源不怕少，企业不怕小，身段不怕低是他们的特色和优势。据央行测算，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300亿元。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而浙商大规模出省投资，无疑将资本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成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草根装备”

    无碍“天生的市场动物”

    浙商的成功曾经一度伴随着他们的“低级和落后”，但是反过来这个逻辑并不成立，也就是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

    有人曾不服气，就凭着浙商们的“草根装备”，在跨国公司巨浪前面还不玩完。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得出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第一代浙商是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一双空手下开始创业的，这时候，小企业，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决策，都是最优的选择。

    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匹配。所以浙商不是真落后，而是更务实。浙商关注的是市场的冷暖，而不在乎形式和概念。在当初市场还是一片“荒漠”的时候，直接种上大树不会成活，小草才是与环境最匹配的品种。浙商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称雄的法宝；因为有根，“草根”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因此，根本不用担心浙商将在全球化时代被边缘化。因为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创业主体、市场力量、政府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的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从而与周围的环境继续保持匹配。

    浙商“扩容”：

    浙商不仅仅是浙江人

    浙商是谁？浙商当然首先是浙江人。

    如果以“浙江籍在省外和外省籍在浙江的创业者”来界定浙商的话，知名的浙商之中，“外乡人”并不多。波导团队算是一例。以徐立华为首的波导创业组合多不是浙江人，但他们在浙江这块热土上创业已超过十年，应该可以算作浙商。只是徐立华们的成功，依然无法判断是浙江的“水土”造就了这些“外乡人”，还是“外乡人”跟浙江人具有一样的商业天赋。

    仅仅波导一个例子也许不足以推导出“浙商”不一定就是浙江人的结论，虽然他们做的很成功。但是随着近400多万浙江商人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以及全国各地人才向浙江汇流，浙商跟浙江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等号关系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浙商的脸谱：肯吃苦，敢冒风险，善抓商机,经营手法平实稳健,行事风格内敛低调。他们一般都是“苦出身”，发达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七成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八成出身于农民；“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三无起步”的浙商，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进入门槛很低。浙商是真正的“平民”，他们最大众化，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浙商是中国平民创业成功的典范，浙商现象是中国各地大面积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有可能成为“浙商”。

    这样算起来，中国浙商“一共有两个”，一个是浙江商人，一个是以其为模版的各地后来者；一个是地缘意义上的浙商，另一个则是基于共同特征的文化概念意义上的浙商。浙商的“扩容”对浙商本身的影响力、成长空间和模式价值都是一种放大。

    事实上，西部、东北大部分地区的资源存量都比浙江丰富的多，如果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等不靠，人人勇于承当投资主体，以及政府、民间、社会各界合力营造大创业大发展的浓厚商业文化氛围能在各地落地扎根，这是比引进若干具体的项目或资金更有意义的事情。

    浙商创业精神正伴随浙商大军走向全国，遍布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浙商带去的是投资和项目，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他们实干进取的观念和创业精神，对周围人群是最好的财富教育，这是浙商对全国的贡献。当然，这也是浙商的挑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