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亿都拿了，凭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你是谁？

       3.6亿元“重彩”何以真假难辩
                  鲁宁:2009年10月12日东方早报社论
长假结束到今天已第4天，河南安阳市一彩民在长假最后一天晚间独中税前总奖金3.559亿元是真是假的坊间质疑一直未能消退。同类质疑已存在多年，上一个质疑的“高潮”发生于2007年11月27日晚间，那一晚，甘肃嘉峪关市一彩民创下1.13亿元中奖金额纪录，成为国内彩票中奖第一人。
面对日益成熟的网络“公民表达”，本次网上及媒体对3.6亿元“重彩”之得奖彩民的运气、羡慕、嫉妒等成色的议论已大为减少，而对这一幸运彩民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开彩”过程是否存在舞弊现象已降至次要位置）却集中释放。如果这是彩票发行机构的精心设置的一个“套”，也即该彩民压根就子虚乌有，那么，这么做无疑于引诱更多彩民加大下注力度，“驱赶”更多潜在彩民加入博彩队伍。
河南省福彩中心显然意识到公众普遍质疑的“危险性”，即刻在第一时间自辩清白，声称此次双色球巨奖产生“不存任何疑点”，其“真实性不容置疑”。然而，言之凿凿非但未能证得彩票发行机构的清白，相反进一步加深了舆论的质疑。质疑并非公众无是生非，而是基于由政府垄断操办（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发行，实乃黑幕厚重，惊天弊案接二连三（其实，被媒体曝光的只系“彩票弊案”的冰山一角）。简言之，由于政府发彩公信力反复被“彩票弊案”所践踏，无论是福利彩票抑或体育彩票，其社会公信力不能说早已荡然无存，至少已被侵蚀掉大半。
具体到本次中“重彩”之幸运彩民，其个人信息迄今处于保密状态，保密理由源自现行《彩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该“条例”今年7月1日起方才生效施行。然而，质疑之声集中到一点，在于同为发行彩票，国外系专门中介机构进行操办并受法律和多个社会主体从不同角度进行全程监督，国内则系政府行为而实行残缺不全的“自我监督”。
如此而论，在中国，发行彩票系典型的政府行为，中奖彩民无疑成为此种政府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一。倘若该判断逻辑上能讲通，那么中奖彩民的基本信息是否仍属个人隐私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即使不考虑国外大都选择公开中奖彩民个人基本信息的做法（据说美国还有专门的《记录公开法》作为必须公开中奖彩民基本信息的法律依据），单就国内而言，也并非全无公开之先例。2007年10月11日，黑龙江一彩民独中1税前“大彩”6500余万元，4天后，该省福彩中心安排该彩民接受多家媒体公开采访......尽管此乃“孤案”，却发生于“条例”实施之前，多少为“中式彩票发行”挽回了些许公信力。
根据财政部规定，国内彩票收益做如下分配：50％作为奖金返还中奖彩民，35％作为公益金收缴国库，15％为发行费用，其中彩票发行中心提取3％作为管理费用。然而，实际操作时因缺乏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监督”，彩票收益的分配是笔糊涂账，彩票公益金的投向和使用更系一笔糊涂账。
我国从1987年发行福利彩票，1994年发行体育彩票，时至今日，除政府之外，有哪个机构和民众知晓国家这些年累计发行了多少彩票？其中上缴国库的公益金总额又有多少？巨量公益金收入具体实施了哪些公益项目或“转移支付”？而总量同样惊人的3%的管理费又是如何花掉的？鉴于“彩票弊案”之烈，国家在2000年将“彩票法”纳入立法规划，可长长的10年即将过去，令广大彩民望眼欲穿的“彩票法”非但始终难产，甚至连“只闻楼梯响”都仍属奢望，何也----众多部门利益从中作梗矣----政府在“彩票行业”既做裁判又作运动员矣。如是，撇开彩票发行之博彩成色，作为推进社会公益的一个筹资渠道，它早已嬗变为由行政垄断的产生“巨额既得暴利”的腐败重灾区......
得益于政府信息公开之时代大势，中央政府颁行了《信息公开条例》；受益于网络的便捷表达渠道，使公众初步具备并极大激发了借助网络推动“公开性进程”（其本质是推动社会进步）之现实和历史的责任感。具体到3.6亿元“重彩”之真假，受《彩票管理条例》所限，人们的质疑并无答案。但这样的质疑价值却不可小觑，由一桩桩个案所引发的质疑一旦集腋成裘，公开性和知情权保障当会渐进式前行，尽管过程之中曲折和反复将始终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