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教材背后的权力张狂

9月1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安徽滁州等5个地市的很多初中学生发现，自己领的新书里唯独没有英语课本。据安徽省教育厅红头文件显示，安徽省8月底决定改换上述5地市的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教材版本，因所涉教材量多达近百万册，教材供应商印刷、配送不及，导致出现上述结果。据知情者透露，利益重新分配是更换背后原因。（新京报9月2日）

新学期开始前，才临时确定更换教材——安徽省教育厅颁发相关文件的日期为8月27日，离开学日期不足一周——这很容易让人对这背后的“交易”充满想象。事实上，中小学教材背后的利益链已经曝光多时，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教育管理问题，远比利益链更令人忧虑：行政官员已经可以不顾任何教育规律、教师意见和学生意见，毫无顾忌地对教育指手画脚，明目张胆地从中谋取利益。

过去，在教材利益链问题上，大多行政机构官员，还是懂得“回避”，采取隐蔽的手法操作的，通常的说法是“台面上过得去”。而这起涉及100万册教材的换教材事件，却不在乎“台面上”过得去。

就是不懂教育者，以下道理也会明白——如果要采用新教材，至少要给上课教师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即让教师根据教案做教学准备，再牛的教师，不可能拿着一本新教材，就马上给学生上课。学生使用某一套教材，最好有系统性、连贯性，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采取相互有承接的版本，中途换新教材，教材风格、内容必然存在脱节，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也就是说，一年级学生可以换用新教材（其实对于一年级学生不存在换的问题），两、三年级的学生，则不适宜调整教材。

但这次换教材，根本就没给老师准备时间，同时，也根本不考虑学生是不是适应的问题。如此换教材，可以说，根本不用去听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意见，也会想到会遭到反对。换句话说，假如教育部门稍微有对学校、老师、学生反对意见的丝毫在乎，就会在“操作”时，想得“周全”一些，比如，提前发文件，或者，今年暂时采用以前的教材，来年再换新教材——有这一年时间“运作”，就是有利益交易，也是“天衣无缝”的，至少是“对舆论负责”。

不这样“运作”，不是表明这些行政官员“傻”，而是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要做到“天衣无缝”。就是所有学校、教师、学生不满，就是把问题摆到桌面，又能怎样呢？这是近年来，不少地方教育官员表现出来的想法。而支持他们想法的，正是他们权力根本不受制约、出了“问题”也根本没有问责的现实。

在中小学教材的选择上，合理的机制，应该是学校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按照本校的办学特点，共同参与选择适合学生的教材，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指定，这种指定，不但有着权力寻租的可能，造成教材的垄断，形成教材利益链，而且，也不利于学校自主办学，形成学校办学的个性与特色。如果教材由学校通过民主决策选择，而不是行政机构指定，那么，何来权力背后的利益链？

现在的教材选择，采取的是行政机构指定方式，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而在指定教材问题上，也难有“失责”可言，教材的好坏、质量高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问责”，也几乎不可能，问责的就是行政机构本身，相关人员都成为共同利益者，除非内部争斗，要自己问责自己，可能吗？这些年来，媒体一再曝光教材利益链条，揭露其天价回扣，呼吁以贪污、商业贿赂问罪，然而真正被问责的有几起呢？

与教材的选择、更换类似的权力张狂，在今天的教育管理中，比比皆是，比如，加分腐败，不管舆论怎么曝光，加分乱象何其惊人，可加分政策不调整，操作加分的也无人被问责，如此一来，来年的加分腐败必然更加疯狂。在傲慢和张狂的权力之下，教育的生态被严重破坏，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被普遍漠视。要恢复我国的教育生态，需通过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此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在约束行政权的同时，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并切实维护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