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就业”的审丑疲劳

日前，湖北省孝感学院宣称，今年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5%，其中音乐学院就业率接近100%。然而调查发现，该校规定学生必须在离校前上交就业证明和就业协议，未上交者将被扣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央视《焦点访谈》9月4日）

这种做法，实在老套得没有任何新意。而央视《焦点访谈》还将其作为“焦点”进行“访谈”，很有些“出人意料”——对“被就业”，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经过年复一年的曝光、评论，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媒体确实更愿意关注新鲜料，公众也不想看“旧闻”。不幸的是，这种很正常的情绪反应，却成了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危机公关的“理论依据”，采取对曝光问题不调查、不处理的方式，成功地让公众产生“审丑疲劳”，进而，也就不再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是“老鼠游街，花枝招展了”。

不是吗？关于大学生毕业生就业率造假的质疑，从10年前政府教育部门开始统计并发布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每年都会有具体的“案例”来佐证质疑，直到去年，一名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被就业”，把就业率造假事件推向一个新高潮。但是，一轮接一轮的曝光和质疑，并没有丝毫改变就业率造假的现状。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教育部门本就是造假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是就业率造假的始作俑者。高企的就业率数据，无疑可表明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政绩，于是，根据既定的就业率指标，层层“压”任务，学校也就得想方设法完成（所谓没有完不成的指标），在按照正常的路径无法帮助大学生就业时，学校就得采取非常措施，要求学生自己提供就业证明，甚至主动帮助学生编造假就业合同。

其实，对于高校的这些做法，并不难查证。据央视报道，“在孝感学院招生就业处，记者翻看了几个院系的2010年毕业生就业协议和就业证明，发现有些就业证明看上去有明显漏洞。有几张用人单位名称一栏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印章。打电话过去核实，对方说是私人电话。还有一张没填用人单位名称，没有联系电话。还有一些学生的就业证明盖着同一个单位的章。记者随机抽取了3份，打电话给上面填写的用人单位，其中一个是学生家里的住宅电话，一个单位的电话是空号。记者要继续核实，却遭到学校工作人员阻拦。”这说明什么？就是很不专业的人员，都可按基本常识调查:顺着就业证明、就业协议上的用人单位线索摸下去，就会知道结果。

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道这种查证方式，而是不愿查证、也不敢查证——不愿，是因为学校其实是在努力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不敢，是如果一一查证下去，很可能没有学校不造假，那光鲜的就业率数据不就马上暗淡下来？所以，纵有质疑，纵有铁的事实，有关部门却一直声称就业率统计是科学的、客观的与合理的，被就业、就业率造假只是个别现象。

舆论的监督，就这样被轻描淡写，软绵绵地弹了回来，学校的造假行为也就得到鼓励与肯定。事实上，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此前的本科教学评估造假、学术不端、教育腐败等等，如今，对于高校的学术不端，如果不是涉及名校、院士、校长等关键词，媒体基本上都不愿报道，公众也没有多大兴趣。可以说，有关部门和学校的应对方式，极为“成功”。

    继续不知疲倦地曝光、质疑，显然是改变目前状态的一种方式，然而，我不认为这种方式会有多大效果。从根本上说，还得从造假产生的机制上进行遏制。无论是就业率造假，还是本科教学评估造假、学术造假，其共同的根源是与政绩挂钩的行政评估，所以才会出现“造假链”，才会有造假被揭之后的“保护伞”。治理这种问题，就应该取消行政评估，推行对教育发展、高校办学的社会评价与专业评价。以高校就业工作评价为例，如果推行社会评价与专业评价，就不会是由高校自行统计数据、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发布，行政机构并不去核对就业合同的真假，将数据统计变为数字游戏，而是社会机构根据学生名单，独立调查毕业学生半年到一年的具体工作岗位、薪资待遇，以此发布学生的就业状况；以及更长远的评价，采取毕业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比例，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